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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医大师朱良春治疗疑难危急重症经验集》学习心得

第五批全国师承班  谢文艳  62012267

证和病二者有密切的关系，但严格说来，证和病的概念不同：证是证候，是指疾病发展阶段中的病因、病位、病性、病机、病势及邪正斗争强弱等方面情况的病理概括；而病则是人体在一定条件下，由致病因素引起的一种以正邪相争为基本形式的病理过程。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华。中医治疗注重辨证，从总体把握人体阴阳失调、邪正斗争的状态，把人体的阴阳失调与外部环境结合起来，综合分析，强调因人、因时、因地制宜，因而历久弥新，是制病的利器。但随着相对西医微观“病”的认识，有时不免笼统。如病毒性心肌炎颇类热病之劳倦证，肠癌早期有似慢性痢疾，如不结合辨病，进一步诊察，就会出现误诊，也妨碍辨证论治水平的提高。早在1962 年，朱良春先生就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主张，并就此撰写专文，发表于《中医杂志》，表现了一位临床医家的客观眼光。关于怎样处理好辨证与辨病之间的关系，他精辟地指出，“辨证是绝对的，辨病是相对的”。对西医已经明确诊断的病，同样要认真辨证，如果仅辨病不辨证，就会走上“对号入座”的狭路，把活泼的辨证变成僵死的教条，势必毁掉中医学。如先生曾治一位纺织女工，其患子宫内膜异位症(异位至肺部)，前医曾误诊为肺结核、支气管扩张，迭治乏效。根据月经闭止，每月咯血五六日，颤红掌热，口干咽燥，腰酸腿软等见症来分析，断其病本在肝肾，累及冲任，缘水不涵木，气火冲激，冲气上干，损伤肺络使然，他及时采用滋肾养肝，清肺凉血，调理冲任之剂，连进十剂，月经即循常道而行。可见肯定或否定“病”和“证”任何一方面，都是片面的，不完善的，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，探索临床诊治的规律，才能相得益彰。结合临床实践中所见，如“甲状腺功能亢进”、“淋巴瘤”患者临床表现多样，只是一味强调辨证时，常常出现主证抓不准，一病多方，疗效不佳。又如“高血压病”早期常无症可辨，无药可施，不能早发现，早诊治。如只偏颇辨病，就无法发挥中医之优势，使中医走向西化、僵化。临床不乏一律均以清热解毒，辛凉解表以治感冒，一见“幽门螺杆菌”阳性的胃病患者就投以清化湿热之药，凡是腰腿痛患者只要有椎间盘突出影像学证据就建议手术或牵引，甚至临床将所见病菌或“病灶”进行清除或切除手术后，不但未能解决原有症状，反而徒添新症。殊不知此“病”未必引起彼“症”，或一个病可以有不同的证，同样相同的证亦可见于不同的病中，所以有“同病异证”、“异病同证”的说法。我们不能只以辨证为满足，必须既辨证，又辨病，由辨病再进一步辨证，二者不可偏废。

《易经》学习心得

第五批全国师承班  谢文艳  62012267

《易经》，作为生活在中国的成年人，应该说不是新鲜事物，因为在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能遇到它：不论是中学语文课里的“四书五经”文学常识，还是平时生活中的问卦，求医，堪舆（风水），择日……都可能接触到它的冰山一角；但真正作为一门课程来学习，对我个人来说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。通过学习，才发现《易经》的乾坤之大远非原来自己所能想象的: 

周易冠群经之首，因为其它的经都是从这里发源出来的，它是诸子百家之首，它“人更三圣”（伏羲创造了八卦图，周文王创造了六十四卦，孔子为《易经》写了《十翼》），“世历三古”（上古、中古、下古）。伏羲八卦图这部无字天书，是一画开天，经受了七千年的岁月考验，它由数字与字母组成，而现代的计算机也是由数字0、1组成，身为后人，既引以为傲，更是惭愧不已——信息如此丰富的今天，却无法诞生能与这些古人匹敌的人杰。

《易经》是先秦哲学的主要内容，也是中国哲学的根本，它的作用是让人们认识并实用自然规律。《易经》六十四卦与三百八十四爻皆从八卦演变而来，它变幻莫测，颇具神秘色彩，其实这正是自然界既变化无常、又遵循一定规律的真实反映。

学到荀子的“善《易》者，不卜”，方知需卜者，尚非“善《易》者”。许是真的“善《易》者”均已按道而行，知变在前，料事于先，水到渠成，成竹在胸，无需再卜矣。

在这高山仰止的经典前，想要精通，定是不可企及的了；不过即使仅是浮光掠影，已是让自己两腋生凉风，收获不少了。现就不揣浅陋，将自己的点滴心得汇报如下。

1. 《易经》对中医阴阳学说有直接的影响

   中医是一门哲学医学，其本质基础应是《易经》，其阴阳、五行以及内涵的卦模型都是“医易合源”的最好体现。《黄帝内经》是中医的经典著作，贯穿《黄帝内经》一书始终的阴阳学说，应是直接来自先成书的《易经》。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。《易经》八卦中的阴爻和阳爻，最早出现在我国夏朝的占书《连山》之中。古人以阴阳二气为中心，从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概括出八种基本物质形态，并以天、地、水、火、雷、风、山、泽命名，从而创造了八卦。八卦和64卦中几乎都由阴爻和阳爻组成，体现了每一卦中阴阳的互依和互制，即使纯阳乾卦也有纯阴坤卦相配。《易经·系辞传》从哲学高度概括为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。阳爻与阴爻乃矛盾对立之两种符号，阳性与阴性乃矛盾对立之两种事物。《黄帝内经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曰“阴阳者，天地之道也，万物之纲纪，变化之父母，生杀之本始，神明之府也”。可见阴阳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，源自《易经》无疑。《易经·系辞》云“乾道成男、坤道成女”，乾为父，坤为母，生震、艮、坎、巽、离、兑六子，六子分男女，即天地万物，这便是划分事物和现象阴阳属性的标准。事物和现象中对立着的阴阳两方面是互相依存、互相为用的。《黄帝内经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曰“阴在内，阳守之，阳在外，阴之使也。”正反映了《黄帝内经》对《易经》阴阳学说的发挥和应用。事物或现象中对立的阴阳两方面是运动变化的，其运动的方式是彼此消长并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反面转化。《易经》在三组卦《泰》与《否》、《损》与《益》、《既济》与《未济》中体现的对立统一、互相转化的观点，被《黄帝内经》在解释健康与疾病的关系和疾病转归时广泛应用。可以说，正是在借鉴《易经》阴阳观念的基础上，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才得以进一步形成。中医阴阳学说的形成和发展，逐渐导致了经络学说、脏腑学说、气血津液等一系列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。针灸子午流注即是根据《易经》与《黄帝内经》阴阳盛衰消长原理，认为经气在人体中盛衰流注与昼夜日月运行相应，从而掌握经气的周期性盛衰开合进行取穴，这也是《黄帝内经》生物钟原理及干支纪时的发挥。虽然《易经》64卦中，在表面上呈现阳占优势或阴占优势，但总还是由阴与阳共同组成的，这种看法，非常接近现代科学的见解，因为这种思维方法，正是所谓“场”的思维方法。其实中医的“气”，以广义的气本身就包括了“实体”和“场”两方面。尽管阴阳学说不具备严格科学的表现形式，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猜测和神秘的色彩，但作为中医的指导思想，至今仍有深远影响和指导意义。

2. 《易经》对诊疗疾病具有指导性作用

   《易经》对中医治则的影响很大。机体阴阳失衡即为病态，调整阴阳为中医的根本治则。易道尚中，中医的理、法、方、药，都离不开“中”字，选方遗药，掌握药味、药性和药力，都以“中”病为宜，过与不及都不能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。《既济》与《未济》二卦相对，相互对立转化。临床上心火与肾水未济，可致心神不宁，腰痛头晕等证。如水不涵木而致风火上窜，头疼目赤，用“滋水涵木”法治疗，可使水火既济，保持阴阳平衡。中医学维持机体稳态的治则，与易象卦理息息相通。东汉时期的《神农本草经》运用八卦取象比类和阴阳观念，总结前人用药经验提出了“四气五味”、“升降浮沉”理论，明确了中医用药原则。张仲景《伤寒论》把阴阳学说和太极含三为一发展为六经学说，创立了六经辩证的原则，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。秦国名医医和即曾自觉运用当时卦象成说解说、分析晋侯的病情（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）。《易经》提出“八卦气验”，论及节气与疾病的联系，是中医气象医学之发源。如每年春分惊蜇前后，天气突变日数最多，人为祸事、空中或地面意外伤亡也是全年之冠。无明患病的频率，更是春分和秋分前后最为显著。由此，我们领悟到一个道理，宇宙是大周天，人体是小周天，人还是脱离不了潜在自然率周而复始的摆布和干扰。《易经》的这种思想促进了中医气象医学和时间医学的发展。

3. 对个人的其他影响

   通过学习，个人觉得《易经》之道，对为人，治学，格物致知，认识疾病，正确行医准则的树立，都有很大的指导作用，可以说它给我带来了一种新的世界观、方法论的高层面的指导；它是一种态度，是一种求真的方法，大道中有小法，小法中蕴含大道。祖国的中医，如能按易之道，摒弃形式，撇去虚假，放下功利，求真务实地做好研究与实践，那么它给人类带来的福祉，当远在今天的西医之上，中医何至于式微成今日这般模样！

   世界在变，人在变（总体进化中包含着局部的退化），病人的病也在变。医人，尤其是中医，更是需在在继承传统医学的基础上，结合今人的学习工作、饮食休养等各种生活因素来进行诊疗，绝不可一味泥古，简单搬用古书、古方。也许，时下的“与时俱进”，是对易的现时代阐释和对易后的应对策略吧。

   高山景行，且仰且行  

   --读《论语》心得

   第五批全国师承班  谢文艳  62012267

    

   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说乎，自小就学过《论语》中的这一些章句，可一直也未曾真正看完《论语》全书，更不用说系统全部阅读了。此次能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学习，也算是个人《论语》学习开始启蒙了。

   通过典籍、老师点拨和各种相关资料的学习，着实让自己产生一种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的强烈感觉。现将所说所了解的一些粗浅认识整理如下。

   《论语》以记言为主，首创了语录之体，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。《论语》成书于众手，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，有孔子的再传弟子，也有孔门以外的人，但以孔门弟子为主。

   《论语》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。今本《论语》共20篇。儒家创始人孔子（丘）的政治思想核心是“仁”、“礼”、“义”（据有关统计，在《论语》中，讲“仁”的地方共109次，讲“礼”的地方共75次）。孔子的“仁”含意广泛，几乎包括所有做人道理。他说有五种品德算是仁：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”又解释：“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” 

  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，它以言简意赅、含蓄隽永的语言，记述了孔子的言论。《论语》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，或简单应答，点到即止；或启发论辩，侃侃而谈；富于变化，娓娓动人。

   《论语》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，展示人物形象。孔子是《论语》描述的中心，“夫子风采，溢于格言”；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，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。此外，围绕孔子这一中心，《论语》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。如子路的率直鲁莽，颜渊的温雅贤良，子贡的聪颖善辩，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，都称得上个性鲜明，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孔子因材施教，对于不同的对象，考虑其不同的素质、优点和缺点、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，给予不同的教诲。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。据《颜渊》载，同是弟子问仁，孔子有不同的回答，答颜渊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，答仲弓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答司马中“仁者其言也讱”。颜渊学养高深，故答以“仁”学纲领，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。又如，同是问“闻斯行诸？”孔子答子路：“又父母在，如之何其闻斯行之！”因为“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”答冉有：“闻斯行之。”因为“求也退，故进之。”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，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。

   《论语》的核心内容应是仁、礼、忠、信。“仁”是一种道德观念，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对“仁”的解释，尽管有许多不同，但“仁”的基本内容还是很明确的，这就是“爱人”。孔子极力鼓励人们“为仁”。 礼，基本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准则。当然还有法，但法也是由礼出。“礼”规定了每个社会角色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权利、义务和行为规范。“不学礼，无以立”“不知礼，无以立也”。每个人都在社会中充当不止一个的社会角色，如果不知道自己所任社会角色有哪些权利和义务，行为当如何，当然就无法自立于社会。礼能创造和谐。“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斯为美。”社会上每个人都按照礼所示相应社会角色的权利、义务和行为准则行事，整个社会，上下尊卑，各有所序，各有所司，井井有条，安定和谐。若有矛盾，大家依礼为准，达成共识，矛盾也就消除了。这样，社会自然就容易治理了。故云： “能以礼让为国乎，何有？”又云： “上好礼，则民易使也。礼能明示行为规范。行为必须有个规范，有个标准，过与不及，都是不可取的。礼就是这种规范，或云标准。人们的行为，从各种典礼一直到举手投足，都要依礼而行。例如，恭敬是一种美德，但过度的恭敬就显得卑下，不够恭敬又显得傲慢。那么，怎样才算恰到好处的恭敬？以什么为标准来衡量？以礼为标准。今人常说待人接物要“不卑不亢”，以什么为标准？也是以礼为标准。当然，古今之礼，大有差别。《泰伯》中孔子说：“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葸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”。恭、慎、勇、直，无疑都是美德，但如果失去了礼的规范，这些美德就会成为缺点。因此，孔子云： “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”提倡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。礼有文饰作用。一个人本质很好，心地善良，清纯无邪，这当然是不错的。如果他对待人接物、周旋应对等种种礼节一无所知，不知怎样跟人交往、合作，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，正如质地极好的物品未加文饰，还不能称完美。因此，对一个人来说，礼还有文饰的作用。子路问孔子，怎样才算是一个完美的人，孔子的回答中就有“文之以礼乐”一条。孔子又说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，一个人质虽美，但还有待于礼的文饰。现代社会中的公关礼仪，不就是一种“文饰”么？ 

   孝、悌、忠、信、智、勇、恕，教与学，为政，哲学……甚至在饮食养生方面，《论语》都有所述：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食饐而餲、鱼馁而肉败，不食；色恶不食；臭恶不食；失饪不食；不时不食；割不正不食；不得其酱不食。肉虽多，不使胜食气。唯酒无量，不及乱。沽酒市脯不食。不撒姜不食，不多食……食不语。”据考证，孔子的寿命达七十多岁，在当时称得上是高寿了，应该与他的饮食观不无关系：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，即要求吃东西一定要吃精致、美味、可口的食物，吃肉的时候要把肉切成很细的丝。这是大有道理的，因为越精致、精细的食物越容易消化，尤其是老年人的牙齿不好，肠胃的消化功能也大大减弱，食物太粗，肉不切细，不煮烂，便咬不动，会引起消化不良。“食饐而餲、鱼馁而肉败，不食；色恶不食；臭恶不食；失饪不食”，意思是说食物经久变质，鱼、肉腐烂变坏，都不要吃；食物变色难看的也不吃；食物气味难闻的不吃；烹调手法不对的不吃。比如吃鸭子，鸭子一定要烤着吃，因为鸭子是属于寒性的，烤鸭子可以把它的寒凉性质去掉一些，然后取其平补之性。而鸡是不可以烤的，因为鸡是属于火性的，所以吃鸡只能炖，否则就违反它的本性了。不按照食物的本性进行烹饪的食物，吃了之后就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损害。
   　　“不时不食”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不按季节、不按节气上市销售的东西都不要吃。因为食物有自己的属性，饮食就要顺应四时，不合时宜的饮食不但不会为身体补充营养，还会起到相反的作用。比如西瓜，西瓜性寒，夏天吃西瓜可以帮助除去体内的暑气，防暑降温；但如果冬天吃西瓜，则会助长体内的寒气，使身体受损。所以孔子提倡一定要吃应季的食物。
   　　“割不正不食”，是说在烹饪的过程中，如果食物的切割方法不对，也不要吃。这不是说孔子对饮食挑剔，而是考验一个厨师做事的态度，如果他连食物要切成方的，还是长条的都搞不清楚，做不好，那做其他事情也必然会漫不经心，不负责任。这样的厨师做出来的饭菜又怎么能放心食用呢？
   　　“不得其酱不食”，是说调味品配伍不恰当的食物不要吃。古人非常讲究配伍的原则，就像中药一样，哪几种药配在一起疗效最好是很有讲究的。孔子认为调味品也是一样，调味品只有配伍得当，做出来的饭菜才会鲜美可口，让人食欲大增，促进胃肠消化……

   《论语》一书内容确实博大精深，虽然从汉武帝开始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后，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，但其本身仍有很多积极的一面，对今人的治学、社会和谐、职业道德等等均产生很大影响，有选择地取其精华而用之，当受益无穷。其为高山，吾自仰之，其为景行，吾自行之，且仰且行，虽不能至，吾亦乐之、当上下求索之。

    

   
   

   读《伤寒论》桂枝汤心得

第五批全国师承班  谢文艳  62012267

桂枝汤是《伤寒论》的代表方之一，仲景方约二百余首，其中用桂枝汤加减变化而出者，计有二十八方，约占七分之一。此方不仅用于外感风寒表虚证，且大量用于临床各科之无表证者。

桂枝汤由桂枝、杭芍、甘草、生姜、大枣五味药物组成。因其配伍巧妙，具有滋阴和阳、调和营卫、增强营卫功能等功效。本方刚柔相济，补散兼施，扶正祛邪，堪称制方典范。桂枝味辛，性温，阳也。有助阳化气，温通经脉，化湿利水之功效，尤能助心肺之阳。其归经入心、肺、膀胱。如临床常用之五苓散，因配伍桂枝助膀胱之气化功能，五苓散才能起通调水道的作用。概括其功用，具有和营、通阳、利水、下气、行瘀、补中等六大功效。杭芍味酸，性寒，阴也。取味酸能收敛营阴(即止汗、止血、止津液耗散)，性寒能入营，具补血、平肝、止痛之效。生姜味辛辣，性温，发散风寒，温中止呕，配桂枝增强助卫阳，解肌表，除外邪之功。二者合用为姜桂汤，辛甘化阳，以调周身之阳气。大枣昧甘，性温，配芍药补营阴，二者配伍，酸甘化阴，以滋周身之阴液。甘草昧甘，性平，通行十二经，有护卫中气，调和诸药，安内攘外之功。配桂枝为桂枝甘草汤，能温补心阳；配芍药为芍药甘草汤，能和营养阴，舒挛止痛。总之，从桂枝汤的两味主药来看，桂枝辛温．助卫阳发汗，芍药酸收助营阴止汗，两药相合，在于通过桂枝助卫阳、发汗之功，使外邪随汗而解，通过杭芍的助营阴止汗之功，保护营阴不致被再度损伤。二者配合是发汗之中寓敛汗之旨，既发汗，又止汗，既矛盾，又统一的作用，揭示了营卫的功能与作用以及桂枝汤一表一里，一阴一阳，故谓之和剂。前人所谓桂枝汤“外证得之解肌和营卫，内证得之化气调阴阳”之论，颇符合临床实践。
    和脾胃:《金匮要略·妇人妊娠脉证并治第一》：“妇人得平脉，阴脉小弱，其人渴，不能食，无寒热，名妊娠，桂枝汤主之。于法六十日当有此证。”这是用桂枝汤原方来调和脾胃，以治妊娠恶阻的实例。仲景在文中注明“无寒热名妊娠”六字，以说明本证并没有发热恶寒等表证，而是用桂枝汤治妊娠恶阻。 

   滋补气血:桂枝汤中，以桂枝和芍药为主要药物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言桂枝：“主咳逆上气，结气喉痹，吐利，利关节，补中益气”，谓芍药：“主邪气腹痛，除血痹，破坚积寒热疝瘕，止痛，利小便益气。”由此可知，桂枝和芍药皆有益气之能，桂枝辛甘温属阳，为气分药，芍药酸苦微寒属阴，为血分药。两药等量用之，阴阳相济，气血相和，通敛相适，大可滋壮气血而补虚。《伤寒论》第62条：“发汗，身疼痛脉沉迟者，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之。”这是无表邪、表证的气血营阴不足之正虚身痛证。仲景仍取桂枝汤加以变通，可见桂枝汤本具有补益气血之能。用此方治周身疼痛，或全身关节疼痛，但无红肿，无明显寒热之象，而见舌淡，脉沉无力之人。 

   燮理阴阳:桂枝汤可调和营卫，而调和营卫之义，大而言之，即是调和阴阳，调和气血。《金匮要略》血痹虚劳脉证治：“夫失精家少腹弦急，阴头寒，眩发落，脉虚极芤迟，为清谷、亡血失精。脉得之诸芤动微紧，男子失精，女子梦交，桂枝龙骨牡蛎汤主之。”如此气血皆虚又兼阴阳失于交泰之候，仲景却弃参、芪、归、地不用，专取桂枝汤实其阴阳气血之虚，再加龙骨、牡蛎潜阳摄纳，使阴阳交泰。这充分表明桂枝汤确具补而不峻，温而不燥，缓图之功，更为慢性虚损劳极之所宜。 

   温中补虚:桂枝汤中，桂芍等量合用，并配以生姜、甘草、大枣安中和胃之品，使全方不仅有和脾胃、燮阴阳、益气血之功，更合温中补虚之良效。《伤寒论》中桂枝汤有三禁：一为太阳伤寒的麻黄汤证不可用之；二为内有温热的“酒客”不可用之；三为素有里热之人不可服。特别是后二禁，之所以禁用，大体不脱桂枝汤的温中补虚之功。

由桂枝汤衍变的小建中汤、当归建中汤诸方，皆以桂枝汤为底方。用以治疗虚劳诸疾，即是取桂枝汤温中补虚之明证。若桂枝加入血分药则转而调血治血。如《伤寒论》第351条：“手足厥寒，脉微欲绝者，当归四逆汤主之。”证为血虚而寒逆，方则可视为是桂枝汤加味而成(当归、桂枝、芍药、甘草、生姜、大枣、通草、细辛)。《金匮要略·妇人杂证脉证并治》第9条的温经汤(当归、阿胶、川芎、桂枝、芍药、生姜、甘草、人参、吴茱萸、半夏、丹皮、麦冬)，以治妇人血虚且瘀所致之崩漏证，亦可看作桂枝汤加用血分药而来。 

 在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中，仲景取桂枝汤之意而进行加减变化之方，大约26首之多。其中桂枝麻黄各半汤、桂枝二麻黄一汤、桂枝二越婢一汤、柴胡桂枝汤、桂枝加葛根汤、葛根汤、桂枝加黄芪汤、栝楼桂枝汤用以解表；桂枝加桂汤、桂枝加厚朴杏子汤用以补虚降逆气；桂枝去芍药汤、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、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、桂枝加附子汤用以补阳；桂枝加芍药汤、桂枝加大黄汤、当归四逆汤汤、温经汤用以调血治血；新加汤、桂枝龙骨牡蛎汤、小建中汤、黄芪建中汤、当归建中汤、桂枝黄芪五物汤用以调补阴阳气血；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、桂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用以治水气病。由桂枝汤的加减变化之方，体现了桂枝之用，可表可里，可气可血，实为良方。仲景将其加减变化，所涉甚广，然仍有其规律可循：一是桂枝汤加减变化，关键在于桂枝与芍药之变；二是除用于解表外，凡治里证，终不离温、补之情。